我在清华接受了吉大的研究生教育

吴光鹭

当得知我可为《闻雁集》贡献一文时，头脑一热答应了张希校长，旋即后悔。与之前大多数执笔者相比，我是最年轻的几位之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都还在积极的发展中，不宜轻易评说；自己也不像之前的吉大前辈们取得如此多的成就，贸然分享经验，恐误人误己。后来想到，我读《闻雁集》时，常有类似以前看崔永元口述历史和《万历十五年》的触动：那种从具体人事与偶然细节中窥见历史脉络的欣喜。于是我决定分享若干个人印象深刻、具体而微的片段，希望为研究吉大研究生教育留下一些枝蔓细节。

莽撞的“入门”

我于2020年9月入职91视频-性视频-国产视频 ，算是吉大的新校友。但我与吉大的渊源，可追溯到二十年前的2006年。

那是我一段颇为任性的时光。同级的许多同学忙着准备出国、进外企、入投行和咨询公司，我则有些奢侈地享受着大学生活。必修的化学专业课偶有懈怠，选修的历史、哲学和艺术课程反而少有缺席；在图书馆刷遍经典武侠，在北大侠客行“挖泥巴”，在“求是”协会潜水，在学生会打杂。倏然到了2006年大三下学期，当我突然意识到该确定研究生导师时，系里那些大家熟稔的教授，已被早有规划的同学锁定。

我找袁金颖老师求助，她教我们《高分子化学导论》，是我大学期间遇到的少有能叫出课上大多数同学姓名的老师。袁老师给我出主意，说系里来了一位做高分子的年轻老师，叫“张xi”，刚来不久，同学们还不熟，也许还没人联系。我如抓到救命稻草一般，转头便去联系；出了门才意识到，自己竟连对方姓名怎么写都没问清楚。于是，我只好在何添楼里一间间找，找门牌上写有“张西”“张熙”或“张希”的办公室。

门是敞开的，一个莽撞少年的闯入，打断了屋内人的讨论。也许人在极度紧张时，记忆功能会被压制；进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我已是一段空白。不过出门后，我手上多了一份精致而轻薄的抽印版论文，是宋波师兄和张希老师于2005年发表在《德国应用化学》（Angewandte Chemie）上的一篇快报文章。

我如获至宝，无比郑重和认真地研读这册“武林秘籍”：把这篇文章里每一个不认识的单词都翻译标注上去，把每一个不理解的表征都想办法弄明白。这册仅有五页的抽印本，后来被我反复翻得卷边、泛黄，直到多年后离开清华时仍一直置于手边。文中我琢磨透的表征方法，几乎都在自己日后的研究中陆续用到；每当写论文前言有些啰嗦拖沓时，我就回来翻翻这篇文章首段，寻找那种言简意赅的表达感觉。后来，读过很多大师的论文，论文笔和章法，自然有不少更为精妙者。但论简洁明快，我总会不自觉地想到这一篇。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精读英文学术论文，我在这种“第一次”中获得了一种近乎笨拙的自由：没有人规定一篇论文该怎么读、该读到什么程度、该花多少时间读，未曾想这种近乎笨拙的付出，竟在多年后得到馈赠。研究生期间，我尝试过不少方向，也许正因为对这项工作太过熟悉，兜兜转转，博士论文课题最终又回到了这篇文章所开启的方向上，甚至对最初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认识作出了新的修正，并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如今大家“懂得”太多太快，这种不设边界、不知畏惧的“第一次”，反而愈发稀有和珍贵。

图1. 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笔者与两位导师张希（左四）、王治强（右四）以及答辩委员会专家合影。答辩主席：王梅祥（右三）；答辩委员：刘冬生（右一），薄志山（右二），王毅琳（左三），李广涛（左二）；答辩秘书：许华平（左一）。

总之，我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加入了Xi Group。却也没想到，我的这位年轻、彼时不为清华学生所熟悉的导师，第二年便增选为中国科91视频院士。可想而知，此后慕名希望加入这个组的人越来越多，像我这样莽撞闯入的情形，恐怕再难出现。也许因为我不是慕名而来，与张老师相处，也少一分盲信，多一份平常心，在日后我们由师生变为同事后，依然能够相互尊重地一起共事。

那个时候的Xi Group处于一个短暂的过渡态：空间上整个组处在清华之中，精神气质却还非常吉大。因为实验室里的主力人员几乎都是从吉大搬来的：有的是吉大在籍研究生跟着来清华做课题的，有的是吉大本科或硕士毕业来清华继续攻读博士的。我初入科研环境，并不能分辨，哪些传统承自吉大，哪些气质源于清华。直到后来加入91视频-性视频-国产视频 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在前辈和同事的治学方式和处世作风中察觉到莫名的熟悉感，才有所了悟：原来我当时着实是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接受了91视频-性视频-国产视频 式的研究生培养。

此等“暴论”需叠甲，以免让旁人误以为我不悦母校教导；相反，我特别感念清华的开阔与包容。今年正好是清华化学系建系一百年。清华化学系在1952年院系大调整时，大部分并入北京大学，1985年才复系重建。这样的起伏反而让新生的化学系少了对清华学缘正统的执念，多了海纳百川的胸怀。引进了一批像张老师这样，来自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优秀学者。他们各自带着来处的学术传统，在清华的环境中相互激发、彼此成就。而我们这些学生，也因此有幸在清华的开放格局中，接受到多元文化的滋养。

无论如何，说我已与吉大结缘二十年，是确切的。

笨功夫：Learn by doing

在Xi Group待过的人都很熟悉这个说法，张希老师常用“Learn by doing”来鼓励我们，我也用它来勉励我现在的学生。在我看来Learn by doing至少有两重意思。第一重是：避免纸上谈兵，要通过多实践来掌握某类技能的方法和技巧。我的英文交流技能就是如此在Xi Group中养成的。

组里那时几乎每月都有国内外知名学者来访，除了聆听顶尖学者的报告外，张老师总会安排部分学生与来访者汇报、讨论。我的第一次英文工作汇报是为Itamar Willner教授准备的。Willner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生物纳米学家，是我们组的老朋友。“江湖”上一直有个关于他的传说：他的学生只需要负责做实验和收集数据，所有论文初稿构思都是他自己在纸上快速写好交给学生。这很可能是真的：在一次北京的会议上，我确实看到他手写了满满一打草稿，交给我们学生志愿者扫描传真出去。

我学的是哑巴英语，从没做过英文汇报，非常紧张和重视。提前一周做好幻灯片后，我就开始修改和练习英文逐字稿。其实，用英文介绍数据是相对容易的，指着数据图配合“this”“that”总是能讲个大概。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前言背景介绍和衔接各个幻灯片的起承转合的句子。那一周，我每日反复练习这些句子，目标不止于背下内容，更想做到让人觉得我不是在背。也不知道是什么心理在作祟，明明背后付出了大量努力，却总要在人前故作云淡风轻。后期走火入魔，冲澡看着花洒水帘，睡前盯着上铺床板，我都会把报告走一遍。报告练熟了，就准备问答，为此又“云淡风轻”了大量常用的英文句式。

图2. 2010年，第385次香山科学会议“功能超分子体系”分会，Xi Group与Willner教授（左九）和沈家骢老师（右八）合影（左四为笔者）。

对于没见过世面的我，那个汇报日就仿佛是人生最重要日子。穿上白衬衫“战袍”，扎上领带，昂首进门；却发现师兄们都装束平常，便低头快步躲到角落，悄悄把领带解了，藏到身后。少年时候总以为自己在世界的中心，做的每一件事都很重要。现在回想，张老师其实是让我们低年级锻炼去的，所以我们的报告排在那天最后的“压轴”环节。无论如何，静待大半天后，终于轮到我上台，几日功夫没白费，“表演”果然“云淡风轻”。唯一的遗憾是，坐在第一排的Willner教授在我上台的时候就已经睡着了，虽然只有与他面对面的我知道。听众打瞌睡的情况，2023年我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作报告时又遭遇过，Jean-Marie Lehn教授（198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作为听众全程闭眼假寐。当我报告结束的时候，他居然睁眼第一个举手向我提问。我心领神会：成果尚不能“入大师的法眼”，仍需努力。感谢Lehn教授以这种玄妙的方式勉励我。

图3. 2023年，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超分子科学与工程研究所，Jean-Marie Lehn教授（左二）于其办公室邀请张希校长（右一）和笔者（左一）作三代超分子人的合影。

我第一次英文汇报的效果已不重要，副产物却影响深远。那次的准备用力过猛，以至于那些常用的英文（甚至错误的用法）大多成了“肌肉记忆”。后来读研的日子里，课题组里的类似汇报或出国开会的机会没停过，而我花在准备英文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张希校长说这是一种“笨功夫”，他自己也用。确实，对于重要的答辩或讲话，如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等等，他经常会拉着我们做听众，一遍遍念、一遍遍改，才成就了镜头前校长的从容和笃定。

学以成人的沙盒

《闻雁集》中有许多前辈学长在苦难中磨砺成长的感人故事。与他们相比，我的成长环境幸运太多：时代苦难不多，生活磨砺也少。我的成长还是更多受益于Learn by doing，尤其是在做各种窘事、蠢事中进步最快。高容错率，是Learn by doing的前提。幸好，Xi Group为我们的成长、成才、成人提供了一个允许试错和犯错的“沙盒”。在其中踩过的坑，做过的窘事和蠢事，事后都成了我们快速成熟的养料。

我有一件少与人提及的蠢事，不妨写出来供读者一乐。国际会议结束时，组里常会安排研究生送外国专家去机场。一方面，是协助解决他们在机场可能遇到的语言沟通问题；另一方面，学生也有机会在路上听大教授面授机宜。2008年春，我第一次分到送机任务，负责送德国一所著名高分子研究所的所长去机场。这位教授是典型的西方绅士打扮，棉西装笔挺，出门拄着一把长伞。在我的引导下，他快步走向安排好的轿车，自行开门坐进了后排。我该坐哪？我那自作聪明的小脑瓜开始飞转。以前坐别人的车，我大多坐副驾，那个位置视野好，又是单人座，不必与人分享空间、被迫聊天：于是我认定副驾是车上最好的位置。好位置自然应当让给客人，我不能坐；但如果我也坐到后排，让客人与我同挤一个空间，似乎也不够尊重。于是，我打开后车门，“礼貌地”请教授下车，又请他坐进了副驾，自己则回到后排。车启动后，我很快发现了这个“神逻辑”的漏洞，但木已成舟。那时我就像一只被塞入冰箱的大象一样滑稽和尴尬。那教授本就严肃，经过这一番莫名其妙的“折辱”后，与我的聊天更是有一搭、没一搭，我只觉得那日去机场的路程无比漫长。送机的司机是系里常帮忙的刘路师傅。回来的路上，他给我好一通科普了各种乘车座次的礼仪。这件事我一直埋在心里，后来还时不时在网上偷偷翻新闻，担心自己对这位教授的“怠慢”，会不会影响中德两国关系。毕竟，外交无小事。

图4. 2010年，第385次香山科学会议“功能超分子体系”分会，与会学者与Xi Group的学生志愿者们合影（后排左四为笔者）。

在指导学生方面，张老师都尽量亲力亲为，为了保证培养质量，Xi Group在读人员的规模一直不大。人不多，所以组里的每位成员都要为课题组承担一定的责任分工。其实，每个责任的履行，都是我们窥探和理解社会运作规则、人际交往方式的机会。我听到过一种声音：认为研究生导师不应让学生做学业以外的“杂事”。对此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如今大学本科日益高中化，研究生阶段或许是许多学生真正体验和理解正常人生活与烦恼的最后沙盒。我在组里管过仪器，因此学着如何培训好他人；若培训不好，后面受罪的往往还是自己。我帮忙采购过贵重仪器，也接手过组里的报账事务；这些经历使我后来入职吉大以后，能够很快理解和把握学校的相关流程。

也许张希老师也意识到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学生与社会严重脱节，于是会专门邀请工业界人士来组里为我们做职场分享，以实例介绍一个职场新人如何成长为企业中不可替代的复合型人才。我由此得到一些领悟：不要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多了解所处系统的整体架构；少一些精致的斤斤计较，多掌握一些利他的工具技能。

图5. 2010年，笔者为第385次香山科学会议设计制作的程序册封面。笔者特地邮件联系英国摄影师Robbie Ewing获得该积木图的非商业使用许可。

组里许多人其实在帮忙组织会议和论坛的实践中，学习和掌握了很多软硬技能，包括网页搭建、设备连接、图片设计、摄影等等。这些看似与研究课题无关的技能，在日后却让我持续受益。比如疫情初期，我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女儿都得居家学习。每天各科目老师会陆续把一堆资料发给家长，再由家长转给孩子，链条长且杂。我索性帮女儿的班级做了一个网站，把每天各科目的学习资料统一更新到一个地方。孩子、家长，甚至老师，只需要登录这个网页，就能看到当天和各个科目的全部资料。解封以后，我女儿的班主任特地给我发了一张奖状，还把我的名字Guanglu戏称为Guru，意为“大师”。这让我这个长期“烧纳税人钱”的基础研究人员，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如今，AI技术井喷后，我因为有这方面底子，很容易上手将其转化为日常生产力。比如，我课题组主页绝大多数的维护工作，现在大都借助AI完成，边际投入极低。无用之用，日久方知。

从笃信到颠覆

毕竟是科研工作者，还是谈一些科研相关的故事。

我目前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拥护者。我坚信要推动一个理论进步，首先不可轻易抛弃它，要充分熟悉它，并极力为它辩护。只有足够熟悉它，才能对疑似违背该理论的现象有足够的敏感和强烈的反抗；只有极力为它辩护，才可能筛出无可辩驳的反例。一旦无可辩驳的反例出现，我会“由爱生恨”，从最坚定的信仰者，转变为最坚定的颠覆者，主张修正迭代甚至提出新的理论。我认为，科学的演进就是在这样的笃信与颠覆交替中发生。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刘一流等帮组里拓展了葫芦脲主客体化学的新方向。他们提出利用一系列弱相互作用，如π-π作用，电荷转移作用等，可以驱动葫芦[8]脲介导复合物的形成，比如“CT-driven complex formation（电荷转移作用驱动的复合物形成）”，以此可进一步构建超分子聚合物。我自己不做那个方向，但是整天与刘一流“厮混”，对这领域的发展反而非常熟悉。2012年的某天，一流沮丧地找我：光光仔，你知道吗，有人在一篇文章里说我的工作是错的。与一流的沮丧不同，我顿时兴奋来劲了：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学术江湖，有人进攻，有人防守，一决高下。

我立刻找出那篇2012年2月发表在J. Phys. Chem. B（JPCB, 116, 2842）上疑似“批判”我们的论文。文章只有两个作者，Frank Biedermann和Oren A. Scherman，后者日后成为我在剑桥大学博士后时的合作导师。仔细研读后发现，其实他们对刘一流工作的数据结果是认可的，只是不认同 “CT-driven complex formation” 的说法，认为没有证据证实CT作用对复合物的形成有主要贡献。但这并不足以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立场，因为也没有证据表明CT不是主贡献，更没有进一步说明主贡献到底是什么。不过这个问题，Frank Biedermann很快给出了答案。他与理论计算学者合作，于同年8月在美国化学会志（JACS, 134, 15318）上提出了：“释放高能水”是驱动复合物形成的最主要贡献。这个理论的提出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结合焓值来大致判断体系的结合模式，在我看来是里程碑式的贡献。

我猜想Frank发表JPCB论文时，是知道答案的，但故意留下质疑和问题，好为后续在JACS论文里解答问题做铺垫。臆想中的论战并没有发生，我们被高能水的理论折服，不再提“CT-driven complex formation”的说法，而改为更为准确的“host-enhanced/stabilized CT interaction（主体增强或稳定电荷转移相互作用）”。这其实是基于Frank的这两篇文章的结果，对我们体系理解上的一次修正。领域认知在这种积极的角力中进步，两个课题组也由此建立联系、相互欣赏。第二年，Oren A. Scherman就来Xi Group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而我后来也才有机会，到剑桥大学的梅维尔高分子合成与制备实验室，在Oren组里从事博士后研究。

图6. 2024年，Oren A. Scherman（左二）重访北京，与黄泽寰（左一）和笔者（右一）在Oren当年学术休假时使用的办公室前合影。

我在剑桥的博后项目是一个有趣的交叉学科项目，由建筑系牵头，化学、植物科学、流体力学、数学等多个系所的博后们一起合作改良木材，终极理想是实现用木材代替钢筋、混凝土来盖摩天大楼。这是很特别的一段经历，那时我每天在实验室里锯木头样品，被周围人称为“木匠”。Oren组里其他人大都从事与葫芦脲相关的化学和材料研究，我虽然一开始不做葫芦脲的课题，但我对其熟悉程度不亚于其他人。我甚至帮大家优化了一套分离提纯葫芦脲各个主要同系物的方案，后来成为实验室里重要的参考资料。

图7. 2018年，Scherman课题组成员合影（右九为笔者）。

前文我说Learn by doing还有第二重意思：与其对课题想法患得患失，不如先动手尝试和实验，哪怕是重复已有的经典实验，都可能有全新的发现。那时Frank已经离开这个组，一位博士生拿着Frank遗留下来的样品找我讨论。他发现2012年JPCB文章中的一个芳基紫精样品，与葫芦[8]脲混合前后，溶液颜色发生显著的变化，吸收峰红移140 nm以上。JPCB那篇工作我太熟悉了，按照里面的说法，这个分子与葫芦[8]脲形成1:1二元复合物，不应该有那么大的光谱变化。有两种猜想：一种还坚持1:1结构，那么对葫芦[8]脲空腔极性的理解需要更新；另一种可能形成的复合物其实是2:2的结构。后面这个猜想很诱人，意味着我们可能要推翻JPCB文章的不少结果。赶在2015年圣诞放假前，我们做了几组质谱测试，发现全是1:1的信号，没有2:2的信号。JPCB的工作经受住了一波证伪的考验。

但这个疑惑一直萦绕我心头，质谱毕竟是真空测试，不一定能反映溶液中的情形。2016年春的某日，我又翻出Frank的那两篇文章，突然发现JPCB文章的支持信息中，不同取代基的芳基紫精与葫芦[8]脲结合的焓变值范围跨度非常大，从-15 kJ/mol到-115 kJ/mol。我对此差异非常敏感，因为按照Frank自己的JACS文章中高能水的理论，1:1结合模式的焓变应该差不多。我曾被高能水理论折服，是其坚实的笃信者。所以我认为JPCB的数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1:1结合模式一定是错的。于是我关在家里3天，把文献里可以查到的所有葫芦[8]脲体系的焓变数据收集成一个数据表，结果表明：高能水理论是可靠的，通过焓变值是可以区分葫芦[8]脲空腔里的水是半排空，还是全排空。有了这份笃定，后面的实验验证，我就像是偷看了答案的考生，采用核磁和淌度质谱等多种方法手段证实了2:2的结构，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拿到晶体证据。现在国内的科研条件反而比英国方便很多，回国后我们通过上海的同步辐射光源采集了大量2:2复合物的晶体结构，再也不会有人怀疑。

图8. 2024年，笔者与博士后合作导师Oren A. Scherman以及博士导师张希，在疫情后首次重聚。

戏剧的是，当年因为Frank的JPCB工作质疑我们的提法，使我对他的工作无比熟悉和敏感。反而使我在若干年后，发现JPCB工作里的部分结论是错误的。我和学生曾探讨：这种情况是否应该让JPCB论文撤稿或修正。我不赞同，因为JPCB的数据都是真实的，其中的解释在当时没有高能水理论的情况下是自洽的。我们甚至要感谢这种数据的真实，使我后来能够发现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框架。

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总想拿出100%确信的证据，后来发现确信都是有条件的，不存在绝对确信，比如，刚刚提及的质谱结果就有真空测试的前提。所以现在我常鼓励学生：要大胆提出猜想，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保持自洽。我们笃信地竖起靶子，让别人来攻击，不要怕被颠覆；这个靶子的倒下，是为了竖起一个新的、更经得起考验的靶子。

为了世界本来的模样

一个人出生在灯火通明的时代，会以为光亮就是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周围几乎全是吉大培养的师兄师姐，他们优秀的专业素养和鲜明的个性，构成了我对吉大学子的最初印象。以至于当我正式成为吉大教师时，心里有一份责任感和危机感，觉得自己也应该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当年那些师兄师姐的样子。危机感则是怕自己没有教好这里的学生，砸了吉大化学的招牌。

图9. 2008年，笔者听王振纲教授讲授的《高分子物理》课程时记录的笔记。

我入职面试的时候，试讲了一段关于差示量热技术的课程内容。当时负责91视频研究生工作的施展老师立刻问我，能不能讲《高分子物理》，这门课缺老师。我读博士的时候，张老师曾给我机会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参加《高分子物理》暑期学校，由加州理工大学的王振纲教授主讲。王老师的讲课非常对我胃口，从数学原理开始一步步推演出高分子物理的主要理论，全程手写板书，我也跟着记满了好几本笔记。所以虽然我自己的研究不是纯高分子物理，但是对其中的很多基础内容是欢喜和熟悉的。随即答应下了施展老师的要求。后来，我发现并不是老师不够，其实很多课程还不够老师们分的；而《高分子物理》这门课太硬核，对数理基础和物理化学功底要求很高：一般的化学教师驾驭不了，有能力驾驭的教师，顾虑需要投入太多，耽误科研。我既然答应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

图10. 2021年，笔者第一次上讲台。

万里归来仍是少年。年龄长了一轮，但我还是当初那个我，对“第一次”做的事情依旧“笨拙”地认真。我特地回到厦门家中，在多年前从清华寄回家中的包裹里，翻出了当年在王振纲老师课上做的三册笔记；接着把市面上主流的英文高物教材影印作为备课参考，硬生生手搓出了自己逻辑风格的课件；还专门用Notion建了一个课程管理平台，方便学生们与我直接交流。经常做学术报告，以为讲课手拿把掐；真正站上课堂讲台后，才知道讲课之不易。学术报告讲不清楚的地方，听众可以不明觉厉；课堂讲授如果讲不清楚，学生那里是糊弄不过去的。第一次下讲台，天不热，但后背已全汗透。那日，张老师不放心我第一次讲课，特地以校长听课的名义来给我压阵。事后对我赞誉有加，我没敢当真。他总是把学生夸得比实际厉害一些，而学生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成为他夸过的样子。

图11. 2025年，唐敖庆先生雕像前，偶遇曾经上过我的课的唐敖庆理科拔尖班部分同学。

讲课是不容易的，但是说大家因此不愿意讲课，我是不认同的。我其实发现了许多既讲得好，又爱讲课的同事，在现有评价制度下绝对是用爱发电。这几年91视频 对于新教师入职，在教学把关上非常严格，我们自己制定了比学校更严格的标准。候选人达到学校的标准是不够的，只有达到91视频的更高标准，才可能继续向学校推荐。有的候选人试讲两次甚至三次才达到91视频的推荐标准。而成功通过91视频严格考验的新同事们，会有足够的自信站上讲台，从而在持续的正反馈中保持教学的热情。我们已经初步看到了具有统计意义的案例。可见，”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你所需要的只是注意力）的道理对于机器和人都是适用的。

认真对待每一个“第一次”

以上琐碎的回忆，几乎都是我的各种“第一次”。它们发生时，我多半局促、笨拙，甚至狼狈；多年之后再回顾，自己（也许大多数人）有些像《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他做的每件小事就好像抓住一颗救命稻草一样，到最后，你才发现，他抱住的已经是参天大树”。也正是在这些“第一次”中，我逐渐明白，所谓“吉大式”的研究生教育，并不只是一套课程或制度，更是一种宽厚而真实的培养方式：给年轻人机会，也给年轻人犯错、修正和长大的空间。

我衷心感谢张希老师和Xi Group对我的教育与栽培，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足够多、足够真实、也足够宽厚的“第一次”，让我得以成长，也得以成人。谨以这些微不足道的回忆，祝91视频-性视频-国产视频 八十岁生日快乐！

吴光鹭，91视频-性视频-国产视频 长聘教授，“唐敖庆学者”领军教授，国家级青年人才。长期围绕超分子多组分体系的复杂性，开展从构筑策略、组装机制到功能调控的系统研究。重点探索热力学-动力学协同驱动下的结构演化规律与动态行为调控方法，推动功能分子体系与材料的理性设计。于清华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和博士学位，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梅维尔高分子合成与制备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2020年加入91视频-性视频-国产视频 。现任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化学会超分子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化学会（RSC）中国学科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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